有关古代赋税制度的资料繁多，有关明代制度的史料更是数量众多，但明人王士性在《广志绎》中的一段文字确实独一无二。这段文字长度超过数百字，无法进行删节，只能完整地引用如下：
天下赋税，有土地肥沃与贫瘠相距不远的情况，不知当时征派何以差别如此之大。初建国时，征税方式草草行事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。后来，这种方式被一直沿袭下来。例如，真定辖五州二十七县，姑苏辖一州七县，不论其辖地面积，光是姑苏的粮食产量就已经是真定的五倍，苏州产粮量为二百三万八千石，而真定只有十一万七千石。明显可以看出江南和江北的差异。如果同样在江北地区比较，河间的繁华程度与登州的贫困程度相差极大，河间辖二州十六县，登州辖一州七县，相距几乎遥不可及，但河间的粮食产量仅有六万五千石，登州却达到了二十三万六千石。同样可以看出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。如果在同一个省份比较，汉中的两州十四县人口富庶程度比临洮的两州三县要高得多，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实，但汉中的粮食产量只有三万石，临洮却高达四十八万石。同样可以看出不同道路之间的差异。如果在同一条道路上比较，顺庆和保宁的辖地都是两州八县，是相对均衡的，但顺庆的粮食产量为七万二千石，保宁却只有二万石。同样可以看出不同郡县之间的差异。如果在同一个郡县比较，即使是南充的同一片土地，铺设离城郭十里的地段，土地被步行方式计算，征收赋税也是根据土地的面积进行计算；但如果距离城郭二十里以外，赋税就根据田地的长度进行计算，不再使用步行的方式；如果距离城郭五十里以外，赋税就根据约定的数量进行计算，而不再使用长度来衡量。官方赋税没有固定数额，私人交易价格也没有固定期限，这是多么令人困惑啊！只有在太平盛世时，人民数量少而壮年较少，老年人和新生儿的相继更替，民众安居乐业，就觉得这种情况理所当然，尽管贫富差距存在，但人们没有自觉地察觉到。
王士性(1547—1598年)，浙江临海人，万历五年(1577年)进士，此后在河南、北京、四川、广西、云南、山东、南京等地任职，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，是一位经历丰富、目光敏锐、游踪广泛的学者型官员。他将这些例子录入著作，自然说明这些例子的典型意义，以及此事在明朝赋税制度中有代表性。
王士性列出五组例子，每组两个对象，都是实际情况与所承担的赋税额度相差悬殊，找不到可以解释的具体理由：一、苏州府(在今江苏)与真定府(在今河北)，后者辖5州27县，辖境约相当前者的5倍，但苏州承担的赋税是真定的17倍有余。如果折算为同样的辖境，则高达87倍。但两者分属长江南北，具有不可比性。二、河间府(在今河北)与登州府(在今山东)，前者辖2州16县，后者仅1州7县，略低于前者之半。但后者负担的赋税额竟是前者的近3倍，如果按辖境大小折算更高至5倍半。但两者分属不同省，仍不可比。三、汉中府(在今陕西)与临洮府(在今甘肃，当时属陕西)。前者辖2州14县，后者仅辖2州3县，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，承担的赋税额却是前者的16倍，按辖境计就有51倍了。两府虽属同省，但毕竟还不在一个道，还不够有说服力。
四、顺庆府与保宁府同属四川省川北道，辖境相邻，都是2州8县。但前者的赋税额是后者的3。6倍，惟一的理由或许是两者还不属一个府。五、四川南充一县之内，离城10里的地方是以“步”丈量单位的，赋税就按丈量结果征收。但离城20里的地方就是用绳子来量了，50里以外连绳子也不用，估计一下就行了。王士性认为，按常理是无法解释这样悬殊的差异的，只能是由于明朝初年政府草草核定，没有注意统一标准，以后竟无法更改。但由于天下太平，百姓们习惯成自然，以为各地的赋税额度本来就该有差异，所以相安无事。
其实，王士性还没有把话说透，或许他不愿意说透。首先，百姓们固然只能服从官府的征收，但他们也未必知道各地存在的巨大差异。就是地方官，除非是主管全部财政收支的户部官员，也不见得能掌握这些数据。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深知保守国家机密的重要性，这些数据都属机密，只能由官方在修史时公布。当地也只能在修志书时才会编入，一般要到60年甚至更长的年代之后。如果每年或定期发布全国及各地的赋税额度，恐怕没有那么太平。
其次，王士性并没有比较各地的全部收支，比如在正常的赋税额度之外，还会有什么花样;又如各地是否都按照定额征收上缴，有没有豁免、折扣、补贴、返回等特殊政策;再如赋税额度相对高的地方，是否享有其他优惠，能否做到收支平衡。因为无论地方或百姓是贫是富，到他们实在负担不了时，表面的平衡就会被打破，无论是制度的改革，还是干脆连制定和执行制度的政府一起推翻。终王士性之世，他没有看到这样的剧变，但半个世纪后就发生了，在历史上又何止一次!